——记梁书正的诗歌书写

吉首大学文学院教授：陈文敏

梁书正的精神世界是对万物有灵的笃信，他的文字是朝向文化乡愁的自我书写。

长期以来，关于湘西的艺术呈现，无论文字或影像，都不免把湘西神秘化而赋魅的做法，地理位置和文化版图上的湘西有其独特之处，但怪力乱神的符号贩卖就应该是常态吗？梁书正并不打算这样做，他描写具体而微的田园、日常和原乡，是对边地湘西的一次敞开与发现。他的两部诗集《唯有悲伤无人认领》、《遍地繁花》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与私人体认：乡土中国历来是安土重迁的，一方面，90年代以来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化，连接传统的“熟人社会”纽带松散，大批农民进城务工，离开了原住地又并不能很好融入移居地的主流文化之中；另一方面，乡村成了荒凉、凋敝、困顿、弃置的代名词。当“草根”变成了“无根”、“失根”，这种不断漂移的文化身份只有关于家的想象，“怀土”、“怀乡”、“家园想象”、“家国想象”与个人无可选择的出生地、肤色、性别、母语等密不可分。因此，梁书正所抒怀的，无论故乡还是异乡，都指向乡村、乡土、乡人，这已不是独属于湘西的文化乡愁，而是在一个传统日渐崩塌的时代，在大批人们离乡、望乡、怀乡、返乡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迁徙的漫漫旅途之中，少数个体回望农耕文化的一种属于中华大地上的文化乡愁。他的书写是建基于一系列二元对立元素之上的：比如：传统性／无根性、本地／异域、自然／现代、永恒／变化等等。梁书正是在写湘西，又何止只是在写湘西？他是湘西的，又不是湘西的。他在此处，他又不在此处。他是现代的，更是前现代的。他不过是借湘西之名，以私人化的经验书写大时代下的乡土中国。在他笔下，生活逻辑、艺术逻辑、时代逻辑同频共振的，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的一种自洽状态，他的微型叙事以及一切抒怀，都让读者感到有生活、有支点、有记忆、有共鸣，是滚滚红尘中的微小救赎；湘西，成为乡土中国的微小缩影和文化切片。《月亮举行一切》、《神活在我们中间》、《神的寨子安于群山之中》……在一个众神逃遁的时代，梁书正在自然中重返神性，他藉由自然，达到天-地-人-神的和谐状态。

读者在梁书正的文字里，能够读到萧红、顾城或者其他什么人。艺术原本是一种互文性的、向前人致敬的关系。萧红在《祖父的园子》里写过：“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，就开一个黄花，愿意结一个黄瓜，就结一个黄瓜。若都不愿意，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，一朵花也不开，也没有人问它。”顾城有过脍炙人口的“草在结它的种子／风在摇它的叶子／我们站着，不说话／就十分美好。”书正在《听流水》中写到：“禅师说：听流水可以听到无／他静静坐着／山风吹了一夜啊／桉树结着它的叶子／槐树开着它的花。”作家们的乡村经验不同，艺术表现也不同，但月映万川，理一分殊，他们在大自然中得到的哲思莫不类似。正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里说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，书正的诗句有明确的场景感、代入感、同理心，“见过雏鸟在六岁那年，我轻轻拨开树叶／五只雏鸟齐齐张开嘴巴，齐齐地叫／它们的眼睛还睁不开，身子是粉嫩的／我赶忙搜遍全身，没有找到一点吃的／它们的嘴巴张得更大，叫声更响亮／我不知所措，慌乱跑回家，跌跌撞撞／二十年来，始终念念不忘，那五只雏鸟的口粮／仿佛那是我欠下的一生的债”（《一生的债》）。在人们走向坚硬现实、油腻中年的同时，书正以孩子式的笔体将人们已经遗忘的童年记忆中的良善、怜悯打捞起来，这样的诗句，成了时间的摆渡者，将记忆与现实联结了起来。

在一个崇尚快乐的时代如何忍住悲痛，难，也不难。凭什么说“唯有悲伤无人认领”？不是大家识别不了悲伤，也不是说悲伤属于少数人的专利，也不能简单地作出“悲伤比快乐更高级”的判定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晦与皎洁，佛家说，生老病死、怨憎会、爱别离、求不得、放不下，无一不苦。新时代的人们躬逢盛世，但“国富民强”有时被当作一种“有限性”的现实，阳光投下的背后也有巨大阴影，社会生活的压力感、无力感、边缘感、异化感也是后工业社会的典型表征。他乡容纳不下灵魂，故乡安置不了肉身；有家的地方没有工作，有工作的地方没有家园。在这个意义上，生活的底色就是悲伤。悲伤是诗学的永恒母题，却是个体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，若凡俗的肉身时时表现出悲伤，这个肉身是要被嘲笑的，是不合群的。亚里士多德说悲剧原本是“激起哀怜和恐惧，从而导致这些情绪的净化”，书正充分了悟悲剧的陶冶与净化作用，他俯身亲吻大地，抬头仰望星空，他的姿势孤独而明确。《原谅我一次次写到弱者》、《独坐乌蒙山上》、《不禁悲从心来》、《这一切只有神知道》……这些诗作与近年崛起的农民工组诗《我的诗篇》主题有相近之处，清晰地呈现出当代草根诗人创作上的自觉意识与自律意识。

书正的诗集名称直言“悲伤”，但他的笔触并不那么悲伤，却是一种隐形的悲伤，所形成的文本召唤，不是一种呼天抢地的悲伤、不是一种自恋式的精神洁癖，也不是一种独醒式的文化乡愁。他相信读者的鉴赏力，他不自恋，他对读者是有接纳的；他不炫技，但又技巧纯熟。他所参破的生活，保持着不动声色的、静水流深的、戛然而止的隐痛。因为，诗人明白，我们，也包括他本人，都拿这种哲学式的悲伤和孤独没有办法。这个从边地花垣走出来的青年，他的诗歌通向心灵花园，他所挖凿的隐秘通道和拓展的生活边界，不仅渡己也渡人，还渡众生。这让我想起被称为乡村哲学家的刘亮程的散文集《一个人的村庄》、《风中的院门》，所不同的是，梁书正不那么寒风吹彻，他以更轻盈的方式来操作、来轻扣，却意外地撞击了现代之殇；看似只记取生活底色的场景，却搔到了生活深处的痛痒，在真实、真诚、真切这一点上，作家们是殊途同归的，但同时他又坚信：“尘埃落定／所有卑微的事物都开始长出了／光明的羽翼”。

共同体的丧失是现代性的核心问题之一：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将传统社会的共同体与现代社会相对立；齐美尔判定“现代性摧毁了统一性”，导致了陌生人社会；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认为现代社会由身份被拉平了的“原子化的个体”所组成……以上这些情形也不同程度出现在中国。当陌生人社会取代熟人社会，共同体的纽带日益变得可有可无，共同体成为“过去的事情”。海明威曾说：“没有人是一座孤岛”，其实人人都是孤岛，这一个个原子式的存在，连成一片坚实而悲情的大地。书正在这一流动的现代性进程中，以放大湘西的美好人事、洁白岁月、个人记忆来对抗时代焦虑、身份焦虑，是草根阶层善良、静默、悲悯的社会镜像。20世纪以来，不同族裔和人群对于身份认同的追问绵绵不绝，认同的核心问题是对于“类的确定性”的意义追索，比如：我（们）是谁，我从哪里来，我到哪里去？还有：我们不是谁？谁跟我们是一伙的？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us／other之间的区隔在哪里？社会学家马克斯·韦伯说，“人是悬挂在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”，人类的悲欢真的能共通吗？过去我是怀疑的，现在我开始相信。仅在文化身份认同这一点上，梁书正，我们跟你是一伙的。